“你需要想想该做什么选题了。”对于一个刚刚毕业踏上工作岗位的人来说，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一年前的12月，我正在校对实习，一边计算着校对字数，一边为选题所折磨。很快，更大的焦虑袭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像小行星一样撞击我们所有人的生活。

2月初，我赶在交通不畅之前从家里回来，和同事蜗居在宿舍小屋，用应用软件买菜，借着倒垃圾的空隙在楼下逛一圈，每周握着出入证去小超市囤粮食，做饭，在宿舍踱步，每日汇报体温，参加视频会议，以及思考自己还能做些什么。

那个时候，我负责编室公众号“三冬文史”的运营。我的学长，江西师范大学副教授杨长云老师，开始指导学生写作“疫情日记”，一来是给学生一个直面历史叙述的机会，二来也是希望能够记录疫情之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我们联系上杨老师，希望“疫情日记”可以放在“三冬文史”上连载。编辑、审校公众号推文，是我在隔离期间的主要工作。随后，浙江师范大学的崔军峰老师联系上我们，新疆师范大学和南京农业大学也加入进来，“疫情日记”像是一个小小的树洞，数以百计的学生在这里留下了认真的观察和思考。他们写道：“可怕的灾难，打破了人类对物的崇拜，奶茶与香烟，肯德基与口红，都不再销售。工厂的机器停了下来，暂缓了制造垃圾与喧嚣的进程。”“这种安心是建立在全国抗疫第一线的医生护士们坚守职责的基础之上，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下面的这些内容也不会相对轻松地阐述。但是轻松绝不意味着戏谑，更不会无视一线工作者为我们做出的牺牲。在此我深深地为他们鞠一躬。”

3月，社内复工，我们开始陆陆续续地回单位，错峰上班。3月3日，我第一次去单位，收到了本应当在1月送来的杂志。学生们开始上网课，日渐忙碌，我们也进入了正常的工作状态。4月，“疫情日记”结束了连载。但以此为契机，我开始关注非虚构文学，或者说，我开始走进非虚构文学。

什么是非虚构文学？在西方，“非虚构”不仅指涉文学，也包含新闻、历史、哲学、社会学。20世纪60年代，诺曼•梅勒、汤姆•沃尔夫等人的“非虚构小说”和“新新闻报道”在美国盛极一时，成为文学领域非虚构创作的早期典型代表。20世纪80年代，“非虚构文学”的概念被引入中国。

“我们其实不能肯定地为‘非虚构’划出界限，我们只是强烈地认为，今天的文学不能局限于那个传统的文学秩序，文学性正在向四面八方蔓延，而文学本身也应容纳多姿多彩的书写活动。”2010年，《人民文学》举办“非虚构：新的文学可能性”研讨会，启动名为“人民大地”的非虚构写作计划，主编李敬泽说，“希望由此探索比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更为宽阔的写作，不是虚构的，但从个人到社会，从现实到历史，从微小到宏大，我们各种各样的关切和经验能在文学的书写中得到呈现。”《人民文学》对“非虚构”赋予了更多新的诠释和中国价值，它是一个比报告文学内涵更多、外延更大的文类概念，这推动了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非虚构写作在中国的成长。

5月，我开始接触《无声之辩》的相关工作。这是一部以“中国首位手语律师”唐帅的个人经历为主线，由作者李燕燕历时两年追踪其生活轨迹，走访重庆的大街小巷，策采相关社会人士完成的非虚构文学作品。《北京文学》于2020年9月先期以“封面头题”形式重点推出该作品，主编杨晓升评价它是一部“题材独特、有陌生感和新鲜感并兼具可读性的作品”。当代著名评论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李炳银评价它具有“特别珍贵的价值和意义”。

9月，我们开始为《无声之辩》的发售做预热，在发行老师的支持下联系到了十几家媒体。国际聋人日前后，在集团领导和社领导们的支持下，我们前往重庆，联合重庆市作家协会、重庆市沙坪坝区委宣传部、西南政法大学，举办《无声之辩》的新书首发系列活动。历时4天，96个小时，我们举办了两场读者见面会，两场直播，累计十多万人关注。随后，《光明日报》“期刊看台”栏目推荐了本部作品，人民网、央视新闻《夜读》栏目、中国作家网、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也对唐帅进行采访或对本书进行了报道。

文化企业必须始终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无声之辩》是一部努力接近这个目标的非虚构文学作品，它从唐帅富有传奇特点的人生经历出发，关注现下聋哑人真实的生存状态，关注党和国家在促进和保护残疾人权利和尊严，保障残疾人平等参与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方面所做的努力，其销售成果也将有一部分用于聋哑人法律援助事业。我们得以以文学的方式向中国近三千万聋哑人伸出援助之手，或许这也是近年来“非虚构文学”受到重视的原因，它与中国社会的发展紧紧相连。

随着新媒体技术和大众文化的发展深入，非虚构作品已经不再只是以纸质出版物形式呈现，而是可以以数字形式存在于电视、电脑、手机等媒体之上，读者对非虚构的审美需求与作者创作初衷转为“互动式”。一些网络写作平台也开始关注“非虚构文学”，甚至由此诞生了新的非虚构写作平台，“三明治”是其中之一。这是一个个人生活史的记叙平台，它倡导每一个珍视文字和写作的普通人来进行写作，试图通过写作者看到更多元和丰富的中国面貌。今年年初，“三明治”组织了女性写作班，沈平林对于医院盆底肌门诊里女人的讲述引发了许多对产后康复的关注，《我买了一盒阴道哑铃》在全网也已经有超过30万阅读量。“三明治”主理人依蔓说：“当这些写作者在写作时，就在进行一种温和的生活突围。”

10月，我在准备年度选题的时候，“三明治”仿佛一道灵光，成为一场小小的非虚构的呼应。年初妇女节的时候，一个女学生在“疫情日记”里写道：“当那个小小的小朋友出现在我的眼前，睁着大大的眼睛看着我，挥舞着小手，口中呜呜地讲着自己的语言，经年不适应的‘阿姨’身份，我一下子能稳稳地接住了。”年末，旁立在“三明治”写下：“那些我永远无法企及的场景，生一个孩子，成为一名母亲，在一些时刻被煎熬着，在另一些时刻被幸福着。”在非虚构写作中，女性重回对身体、身份和欲望的关注。

非虚构文学在书写大时代、大事件、大人物的同时，并没有忽略对日常生活和个人情感经历的再现。这些“日常书写”使惯常于宏大叙事的非虚构文学有了新的话语维度以及新的表现力。正如阿兰•德波顿在《无聊的魅力》写道：“我们为了描述今天发生的一切，列下一个清单，记录我们去过哪里，看过什么，但离开纸页的时候，心里明白有一些转瞬即逝的事物我们没有呈现出来，而我们怀疑，或许正是这些事物才是解开今天真实情况的钥匙。”或许我们永远也无法找到解开今天的真实情况的钥匙，但非虚构文学将沿着一条长长的河流，裹挟着我们同时代的人和事，一直走下去。这也是我近期想要做的书。